所谓纪年方法，是指人们计算年份的方法。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日子不能稀里糊涂过，特别是年份，要有先行后续的概念，以便我们“知远近、较长短”，于是各种纪年方法就应运而生。纪年的关键，在于确定一个起始年份，然后累计。古代中国是纪年方法最丰富的国家，那么都有哪些纪年方法呢？
比较早的是“王位纪年法”，即以君主即位那年为纪年起始，累计纪年，又叫君王即位年次纪年法。这种纪年方法多见于周朝，周王室以周王即位年次纪年，各诸侯国也用自己君主的即位年次纪年。比如《左传》中的曹刿论战篇，开头第一句就是“十年春，齐师伐我”，这里的“十年”指的是鲁庄公十年。《左传》是一部为《春秋》作注解的史书，而《春秋》是鲁国的史书，所以《左传》里的纪年都是以鲁国君主的即位年次纪年的。
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纪年年份是“共和元年”，这就是一个王位纪年法。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，那一年周厉王因统治无道被赶下了台，共伯和摄政，代行天子事，于是那一年就纪年为“共和元年”。王位纪年法第一次被记载，居然是一个君主被赶下台的年份，这实在颇具讽刺意味。从共和元年起，中国历史的记载就从来没有中断过了，尽管纪年方法有很多种，但历史一年接着一年地被记载下来，直到今天。近三千年的历史记载，一年也未中断，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骄傲!
古代最常用的纪年方法是“皇帝年号纪年法”。它与王位纪年法的区别在于：每个皇帝都有一个专门用于纪年的年号，以年号启用那年为开始，累计纪年。这种纪年方法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，即公元前140年。开始的时候，一个皇帝在位期间并非只有一个年号，用几年可能就换一个年号，这叫“改元”。老皇帝死了，新皇帝即位，又会启用新的年号，但这不叫“改元”，而叫“建元”。
古代发生重大意义的事件时就会改元，以示纪念。比如汉武帝的“元狩”年号，是因为汉武帝在狩猎时获得了一只珍奇异兽，所以改元。卫青和霍去病北击匈奴大获全胜，这件事就发生在元狩四年，即公元前119年。汉武帝在位55年，共使用了11个年号，其年号数量在历史上排第三。排第一的是女皇帝武则天，她在位21年，共使用了18个年号。生活在武则天时代的人，真心不容易，有可能活着活着就忘记自己生活在哪一年。
明清两朝的皇帝，多是一人一个年号，所以后世多以年号称呼皇帝，比如永乐皇帝、康熙皇帝等。年号的使用，还代表着正统与归化。清朝康熙年间，江南文人编纂“明史”，书中有些地方不用清朝年号而用了明朝年号，康熙皇帝因此震怒，处决了七十多人。
年号纪年法对东亚文化圈内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很大，古代的朝鲜、日本、越南也有自己的年号纪年。从唐朝开始，日本学习了中国的年号制度，至今沿用了一千多年，共使用了将近250个年号。日本选年号多从中国古典文献找出处，最爱用的是《尚书》和《周易》。
今天我们中国仍在使用一种古代纪年法——“干支纪年法”。干支纪年法是利用“十天干”和“十二地支”的排列组合来排序纪年，又名“天干地支纪年”。相传，天干和地支创立于黄帝时，最初用于祭祀与占卜。天干地支纪年使用的时候，先用第一个天干分别与12个地支顺次组合，然后再用第二个天干分别与12个地支顺次组合，以此类推排序纪年。天干有10个，地支有12个，10与12的最小公倍数是60，所以每60年天干地支就会轮回一遍。因为每个轮回中的第一个年份都是甲子年，所以古代又将60年称为一“甲子”。
古人在记录历史大事件时，有的会以年号命名。比如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，庆历就是宋仁宗的年号。岳飞《满江红》里写的“靖康耻”，靖康就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钦宗的年号。用年号纪年的好处是可以迅速知道大致时间段，但确定不了具体时间点。而干支纪年能够确定时间点，所以很多大事件都以干支纪年命名。比如甲午战争，甲午年是1894年；戊戌变法，戊戌年是1898年。
但干支纪年60年一轮回，对于时间久远的事，就可能会弄混。所以古人也会将年号纪年与干支纪年组合使用，年号在前，干支在后，这样纪年就能更加准确无误。比如《核舟记》中的“天启壬戌秋日”就是这种组合纪年法。
古代其实还有一种“大事件纪年法”，以大人物出生的年份或大事件发生的年份为纪年起始。比如黄帝纪年，即以黄帝创制历法那年为纪年元年。辛亥革命时，就曾以公元前2698年为黄帝纪年元年，使用了一段时间的黄帝纪年，随后被公元纪年取代。民国时期还用过民国纪年，就是以民国建立那年为元年，这也属大事件纪年法的一种。今天的中国台湾地区依然使用民国纪年，与公元纪年并用。
纪年方法的演变，体现了历史与文化的变迁，也体现着文明的传承。